江主任说加拿大领养的中国儿童大多都是弃婴，被捡来送到公安部门或者孤儿院之类的，包裹里一般会有孩子的生日信息，有些还多少留点钱。未婚母亲在中国处境很难，非婚生子女容易成为弃婴。常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严重的重男轻女现象，因而弃婴中绝大多数都是女孩。一般说来，中国父母重血缘，而加拿大的父母更重视的则是亲情，而非血缘。统计结果表明，加拿大有近六分之一的夫妇无法通过自然过程正常地怀孕生产，因此不想丁克的家庭就想方设法领养孩子。领养加拿大本国的孩子不仅手续繁琐，而且孩子的生母要是哪天后悔了，可以再把孩子要回去，这就极大地增加了领养的不确定性。从其他战乱或贫穷国家领养也有问题，程序不正规，孩子的健康情况也不容易保证。中国弃婴相比较而言符合许多加拿大领养家庭的需求。中国对领养父母的要求也逐渐完备走向正轨，对领养家庭的工作性质，婚姻状况，收入高低，病历病史，犯罪记录等都有详细的规定。正常情况下从提出申请到最后领养成功需要至少两年时间，领养家庭直接的金钱支出也要三万加币。一个家庭若无真正爱心，是难以走完整个领养过程的。听到这里，老唐想起有一年回国省亲，返回加拿大时飞机上有好几对白人夫妇都抱着中国婴儿，这些人相约同行到中国领孩子。他们返回加拿大之后还大都保持联系，有自己的组织，定期聚会，互相交流育儿心得。
老唐此前不太了解加拿大领养儿童的状况，心底深处总对外国人领养中国孩子有些看法，觉得他们若非用心不良，也是居心叵测。这种想法源自小时候看过的一些书，讲外国教会解放前在中国办“育婴堂”，虐待，残害，买卖中国孤儿的事情，书中的一些照片至今历历在目，印象极深。老唐专门就此问题向江主任请教。主任说自己早先也是一样，后来在民政部门工作，通过读书，访谈等得知五十年代初的那些宣传有失偏颇，目的是为了清除天主教在中国的势力，促进中国教徒摆脱罗马教廷的掌控。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就是抓住教会收养的中国儿童死亡率高这一点，将其放大，只击一点，不及其余。那些年战乱频发，食品匮乏，弃婴被教堂收容时许多已经奄奄一息，死亡率高是肯定的了。但对公众宣传时并没有谈及这些，而是将其归到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迫害中国儿童，这样就很容易引起民愤。江主任曾经采访过一些在育婴堂长大的老人，大都说在那个战乱年代，育婴堂里的生活算是不错的，起码三餐无忧，不然的话作为弃婴，根本就活不下来。老唐瞬间明白了啥叫领导之艺术，民心之忽悠。其实仔细想想自己多年来被灌输的观念，大都经不起推敲，很多东西走出国门一看才恍然大悟。小平同志的名言“最大的失误在教育”，乍一听，这话丁点儿没错。无论是谁，无论放在哪个时代，都会觉得正确无比。但它太不完整了，谁也不知道他老人家指的是啥教育，又要教育谁？
再看看前些年轰动北美华人社区的“贺梅案”，贺梅父母先是放弃孩子的抚养权，后来又打官司从收养家庭贝克夫妇那里夺回孩子。更有人把此事上升到国家尊严层面，上纲上线。其实详细了解事情的前因后果就会发现，贺梅的亲生父母远不是像他们自己宣称的那样爱孩子，尤其是贺父。他们回到中国后离了婚，三个孩子都归母亲抚养。有一年三个出生在美国的孩子去美国过暑假，当年的养父母贝克夫妇亲自到机场迎接，对孩子的爱丝毫不减。相形之下，亲生父母的一些言行实在令人汗颜。
（首发于2015年1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