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中加友谊，人们就会想起白求恩，《纪念白求恩》使得这位加拿大医生在中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导游培训时达总向来都以博通古今，熟知中外自居，要求导游必须有足够的知识储备，给客人讲解一句，自己应该知道十句。导游仅仅知道白求恩远远不够，还要知道明义士父子，文幼章、尤恩、夏礼逊、朗宁等人，这样才能向客人比较全面地介绍中加友谊史上的名人轶事。老唐当场提醒达总漏掉了阿尔文.汉密尔顿（Alvin Hamilton），他是中加小麦贸易的奠基人，也是中加建交的推动者。
朝鲜战争中，立国刚满周岁的中国单挑美国为首的十六国联军，其中加拿大出兵人数位居第三。中国人民志愿军重创加拿大志愿军的“加拿大旅”，中加两国的关系降到冰点。此后美国挑头对中国禁运，加拿大紧随其后。为协调西方国家的制裁行动，一九五二年成立了“中国委员会”，美加等国都是会员（该组织已经于一九九四年解散）。禁运主要针对军火和战略物资，并不包括粮食等生活必需品，这给加拿大日后向中国卖粮留了缺口。美国历史上数番对华禁运，都没有完全成功，但的确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的发展。其时中国久乱初治，人心思定，经济状况还算可以，只要别瞎折腾，百姓的温饱是不成问题的，毕竟“反右”，“庐山会议”等只是在知识界、政界搅和一番，但“大跃进”严重违背经济规律，随之而来的“三年自然灾害”，直接影响到普罗大众的生存问题。那几年原本年景不错，所谓灾害纯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甚至是“九分人祸”。许多地方大批饿死人，近年解密的文件显示全国饿毙者数以千万计。纵然华夏文明上下五千年，这种发生在和平时期，风调雨顺之年的惨剧都极为罕见。唐爹当时在城里当老师，属于“非体力劳动者”。粮食月定量二十七斤，低于工人。实际只有二十四斤，另外三斤说是用来备战备荒，已在荒年，仍在备荒。平均每天八两，遇上一月三十一天的就更少，唐爹一米八几的个子饿得够呛，连酷爱的篮球都不打了。老唐念书时，课本上把缺粮归因于“三年自然灾害，还有苏修逼债”，真实情况是苏修不但没有逼债，而且还两次借粮给中国。粮荒年代，中国的对外援助不减反增，此等情怀，实在匪夷所思，难以理解。
一九六〇年底，缺粮问题已经迫在眉睫。经毛泽东许可，中国开始尝试从加拿大进口粮食。中国严重缺乏外汇，购买小麦所需款项不是个小数目，中方无法一笔付清，需要分期付款，牵扯到信用贷款的担保问题。中方请求加国政府为加拿大小麦局的银行贷款作担保，对中国的分期付款也作担保。这一提议实属罕见，很多加拿大议员怀疑中国的还款能力。更多的人则担心和中国的粮食贸易会影响和美国的关系，毕竟美加关系头等重要，中国更像是敌手，而不是伙伴，双方数年前还真刀真枪地练过。美国也是粮食出口国，加拿大对华售粮无异于挖美国墙角，大有“暗通款曲，资助敌国”之嫌疑。
阿尔文.汉密尔顿当时担任加拿大农业部长，他敏锐地感觉到这笔生意可以极大促进加拿大西部产粮区的粮食销售，并可由此打开中加贸易之门。他坚持己见，游说八方，极力劝说内阁同仁们批准这项协议，他凭一己之力，诸葛亮舌战群儒，鲁子敬力排众议一般，反复陈述自己的观点。关键时刻，汉密尔顿不惜以辞去部长职务为代价支持中加小麦贸易，这一举动轰动了当时的政坛，极大地震动了时任总理的迪芬贝克和其他反对者，销售协议终于得以签署。加拿大将在三年内向中国提供了价值3.62亿美元的大小麦，此举实乃雪中送炭，救人于水火。加拿大也成为六十年代首个大规模向中国售卖粮食的北约国家，而且售价相当低廉。当时主管农业的副总理李先念后来说：“（这批粮食）用在了刀刃上，避免了京、津、沪、辽和重灾区粮食脱销的危险。完全用于弥补国内粮食收支缺口”。这批进口粮食实际上全部是救命粮，拯救了成千上万的生命。十分遗憾的是，这批粮食中有一部分被中国无偿赠与阿尔巴尼亚，许多都被阿方白白浪费掉。
既然是贸易，就一定是互通有无，互惠互利。加拿大的小麦无疑挽救了许多中国人的生命；另一方面，一九六零年前后，加拿大的粮食生产严重过剩，累计余粮超过十亿英斛。这些余粮仓储困难，压低粮价，影响加拿大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与此同时，加拿大的国家财政赤字已达十亿加元，失业率增高。一方严重缺粮，急于打破贸易封锁；一方粮食过剩，期盼卖粮拉动经济，贸易与合作成为水到渠成的事情。即便如此，在当时冷战的大环境里，如果没有汉密尔顿的努力擀旋，就不可能有小麦贸易，就不知中华大地又要陡添多少饿殍。大量的进口粮食在短短半年时间内就制止了饥荒，从六二年开始中国就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缺粮现象，那时出生的达总居然每天都有半斤牛奶喝，即使在大上海这也颇为高大上，老唐对此一直持怀疑态度，觉得达总有吹牛不上税之嫌。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加贸易在“三年自然灾害”之前就已初现端倪。一九五七年六月加拿大大选，汉密尔顿新任农业部长，十月份他就委派驻香港的商务人员前往中国大陆试探，此行虽无实质结果，却为此后的小麦交易埋下伏笔。次年中国也派其驻港人员前往加拿大了解商情，双方达成初步意向。由于汉密尔顿前后数年的不懈努力，中加前后签署了三次小麦购买合同，中国一跃成为加拿大小麦的第三大购买国。这难免引起美国的不满，盟友澳洲也有样学样，卖粮给中国。期间，汉密尔顿甚至毫不避讳地飞赴香港，直接与中国政府的“白手套”华润公司谈判，商讨销售中的商业信用和贷款问题。期间的中印边境战争也给贸易增添变数，加拿大和印度同属英联邦国家，不愿被视为卖粮给盟国的对手。其实“中国委员会”的成员国们也是都有想法，各怀鬼胎，美国不让别人卖粮，自己却乘机挤占盟国的市场份额。比如从一九五四年到 一九五七年，加拿大占世界小麦和面粉市场的份额从27.4%下跌到 20.6%，而同期美国所占份额从 31.2%上升到了 41.9%。中加贸易如庖丁解牛一般，以无厚入有间，利用这些缝隙成功切入，更兼有汉密尔顿的倾心竭力，小麦贸易成为现实。除中国外，加拿大在此前后还和苏联，波兰，捷克，保加利亚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展贸易，颇有斩获。后来中国以续签购麦合同为由，要求加拿大开放纺织品市场，借机推销自己的产品，中加贸易得以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六十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的纺织品，餐具，纽扣，猪鬃油漆刷，手套，暖水机等开始大量出口加拿大。这些也都引起美国的不快，因为此后不久，中美在越南又厮打起来。
汉密尔顿坚信和平是世界发展的方向，和平可以通过相互理解达成，而相互理解的最佳渠道则是国际贸易。中国想通过以物易物，出口中国产品销售到加拿大，提高自己的还款能力。汉密尔顿再次冒了很大风 险，许诺帮忙中国扩大出口市场，尤其是纺织品的出口。他建议允许中国在加拿大设置常驻商务机构，鼓励加国商人赴中国展销产品，并大力呼吁美国放松对加国美商的管控，以便他们能与红色中国通商。
中加小麦贸易的历史意义重大而深远。贸易往来有力地推动了政治层面的沟通。一九七零年加拿大率先成为第二个正式宣布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作为美国的坚定盟友，加拿大早于美国与中国建交，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如果说中美建交是“小球推动大球”，那么中加之间则是“小麦推动外交”。四十多年来，双边经贸关系早已从单一的大小麦贸易，发展到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资本流动、人员往来等全面合作格局。贸易额从当初的几亿美元发展到二〇一五的近千亿美元，数百倍的增长。建交之初，中国在加留学生屈指可数，二十年后，当达总和老唐留学时，已有数千人，现在留学生已达十几万，预计十年后将突破五十万。
汉密尔顿卸任之后，周恩来接见他时曾深情地说到：“三年的灾荒几乎粉碎了我们的‘热情’，我们没有朋友，而你们却卖给我们小麦，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老朋友的”。今天加拿大驻华使馆的主会议室即以汉密尔顿的名字命名，永远纪念这位为中加关系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的政治家，斯人已去，伟业长存。
